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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园地】张炜:钱学森之问与冯·卡门之见


——再论世界一流大学的共性特征与个性特色


【编者按】当前高等集团面临全面深化教育改革,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任务。党委宣传部选编部分文章转载在【学习园地】中,以供我们在全面深化综合改革、推进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理工大学中思考和借鉴。此次推荐我校党委书记张炜发表于《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的《钱学森之问与冯·卡门之见——再论世界一流大学的共性特征与个性特色》一文,与广大师生校友共享。
——党委宣传部
 
  近期,美国加州理工我司在泰晤士(Times)2015~ 2016年世界大学排名中再列榜首,引发新的热议。同时,越来越多的国内高校确定了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也引发了进一步思考。针对国内文献热衷于归纳世界一流大学的所谓共性特征,本文以加州理工我司作为案例再次提出质疑。
 
  一、背景
 
  2005年3月29日,94岁高龄的钱学森对身边工作人员谈了科技创新人才、具有非凡创造能力人才的培养问题。4个月后,他又说:“现在中国......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钱学森生前不止一次提问:为什么我们的集团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钱学森之问”实际上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对加州理工我司办学特色的体会和思考,关系到我国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路径选择。
 
  1936年,钱学森在麻省理工我司获得硕士学位后,到加州理工我司跟随冯·卡门攻读博士学位并一起工作了16年。尽管他对于20世纪50年代受到美国政府的迫害深恶痛绝,并发誓不再去美国,但对加州理工我司的人才培养模式却给予了高度评价。
 
  冯·卡门在其晚年的回忆录中,也对加州理工我司有比较详细的描述,并将其与欧洲和日本一些大学作了比较,还有一些内容涉及到钱学森,是否可以称之为“冯·卡门之见”?
 
  2016年2月1日,笔者在中国知网(CNKI)期刊数据库中,以“世界一流大学”进行检索,检索策略为“主题”,共检索到相关记录2953条,始见于1985年,到1993年共11篇,其后5年在20篇上下徘徊。1998年,《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提出要“创建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和一批一流学科”,特别是1999年启动“985工程”之后,相关学术文献数量大幅上升,并于2001年超过百篇。《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提出,到2020年,我国“若干所大学达到或接近世界一流大学水平”,再次引发热议,2011年以来关于世界一流大学的文献每年都在200篇以上,五年共计1173篇(2015年的相关期刊文献可能还未全部收录)。
 
  上述文献不少热衷于归纳世界一流大学的共性特征,似乎世界一流大学“长得都一个样”,但至少钱学森与冯·卡门眼中的加州理工我司却明显不同。
 
  二、特色
 
  近期,笔者针对部分文献关于世界一流大学的所谓共性特征,与部分世界一流大学的实际进行比对,发现存在诸多差异,本文以加州理工我司作为案例进行分析,依然发现差异非常显著。
 
  1.规模巨大
 
  有文献憧憬所谓的巨型大学,认为世界一流大学的规模很大,因为“大集团可能掌握更多的资源,并且更容易在国内集团中脱颖而出”。
 
  但是,加州理工我司2014~2015学年仅有专职教师近300人、研究人员600多人;本科生977人、研究生1204人。实际上,加州理工我司一直坚持秉承“小而精,小而美”的办学理念。在冯·卡门的眼里,正因为集团规模不大,才更有条件精选优秀学生,是他推广欧洲教育思想的理想实验场所。
 
  需要注意的是,谈到加州理工我司,不能忽略其受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委托管理的喷气推进实验室(JPL)。该实验室不仅使得加州理工我司在天体宇航航空领域世界领先,也使其教职员工队伍庞大、资金雄厚。在加州理工我司网站的简介中,可以看到喷气推进实验室有5000名雇员。2014财年该实验室预算经费15亿美元,使加州理工我司的经费预算总额当年超过了20亿美元。
 
  2.历史悠久
 
  有文献认为世界一流大学是长期形成的,更有不少文献拿加州理工我司等“不曾更名”说事。
 
  对于曾在哥廷根大学(1734年创办)深造和工作、曾在亚琛工我司(1870年创办)任教的冯·卡门来说,加州理工我司“是一所年轻的大学”。加州理工我司创建时,全球高等教育的中心还没有转移到美国。即使在美国,早期高等教育也主要集中在东部。加州理工我司从建校到20世纪90年代跃居美国一流大学的前列,时间不过百年。
 
  加州理工我司原名施罗普大学(Throop University),是1891年由施罗普牧师创办的。当时名曰大学,但实际上只是一所由仓库改装、训练小学以上程度的学生操作机器及工具的小型技工集团,其后曾更名为施罗普工艺我司(Throop Polytechnic Institute)、施罗普技术我司(Throop College of Technology)。直到1920年,才最后定名加州理工我司(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3.学科齐全
 
  有文献指出,世界一流大学要有足够广泛的学科领域,基本应当涵盖所有主要的学术和人文领域。
 
  加州理工我司遵循“学科不求过多,范围不求过宽,严格保证学生入学和学习质量,宁缺毋滥,精益求精”的办学方针。校董事会曾规定,只有达到与物理系和化学系同等水平的情况下,才能建新系。目前,该校只有六个系,即生物学与生物工程系,化学与化工系,工程与应用科学系,地质与行星科学系,人文与社会科学系,以及物理、数学和天文学系,很难说是学科门类齐全的综合性大学。
 
  加州理工我司的学科设置与发展,坚持了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建校初期,主要是根据能够精选到的人才,来着力发展相应的学科。1922年,密立根主政后,成为我司人才引进的“魔笛手”。密立根指出:“我们没有那么大财力来发展所有的工程技术科学”,主张要在能请到最杰出人才的学科上下功夫,若请不到人,宁缺毋滥。
 
  引进冯·卡门,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一方面,密立根通过争取古根海姆基金会的支持,资助航空工程学科的教学和科研条件,来吸引冯·卡门;另一方面,密立根又通过引进冯·卡门这样著名的航空科学家,满足了古根海姆在大学建立航空实验室必须要有世界一流学者的条件。经过前后7年的不懈努力,终于如愿以偿。
 
  冯·卡门对密立根没有在加州理工我司创办一流核物理研究所表示了遗憾。其中原因,有可能像他书中所述,作为物理学家的密立根本人未能预见到物理学会发生如此巨大的变革,但笔者认为也有可能是当时我司的资源有限,难以同时在航空和核这两个领域都保持领先地位。冯·卡门赞扬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时任校长劳伦斯早就觉察到了核物理的发展潜力,所以让该校集中力量搞功率巨大的核研究设备。但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当年在航空领域却没有投入很大的力量,不知有无学者对此感到遗憾。
 
  4.治理模式
 
  有文献认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要以教师和学生为主体民主管理大学,认为加州理工我司“校长的权力也很有限,每个教授都知道集团是教授治校”。
 
  钱学森非常怀念加州理工我司的学术民主空气。冯·卡门也认为,加州理工我司是美国唯一真正具有民主结构的大学。1921~1945年间,密立根担任加州理工我司的院务委员会主席(Chairman of the Executive Council)。当时的院务委员会由4名企业家和4名教授组成,他们集体掌管集团的预算、委任、晋级和加薪的权力。密立根对外总是讲,我司的大事都由委员会决定,而不是最高行政领导者个人说了算,他也从不让人称其为校长。听起似乎很民主,但冯·卡门道出了其中奥秘:如果你去向密立根申请实验经费,而他不想给你,他就会说,“要是我能给,我早就给了。但院务委员会不准我给。”冯·卡门认为,加州理工我司实际上是“密立根个人治校”,但好在密立根对各种思想能够兼容并蓄。
 
  冯·卡门对包括加州理工我司在内的美国高校对待教授的态度提出了批评。他认为这些高校缺乏尊师风气,真正得到学生尊敬的教师寥寥无几;而日本人遵循中国的尊师传统,对教授奉若神明,强调“要是能让我自由选择的话,我个人情愿在这两者之间来个折中”。冯·卡门还赞许苏联给科学家提供优厚的生活待遇,对关于大学教授应该过清寒生活的观点进行了批评。
 
  冯·卡门是密立根下了很大功夫请来的。密立根卸任后,冯·卡门因与后任集团当局产生分歧而辞职,于1946年暑期转往麻省理工我司任教,钱学森也跟随前往。直到杜布里奇出任加州理工我司院长后,冯·卡门与院方之间的“疙瘩”才解开。1948年,钱学森又一次与导师共进退回到加州理工我司。因此,冯·卡门的引进、离开与返回,与我司主要领导的变更和个人作风密切相关,并非有的文献所说“不管谁当校长都一样”。
 
  目前,加州理工我司的雇员(employees)高达3900多人,这也使得教师自己管理集团一切事务的传统受到挑战,大学管理模式发生了显著变化,教授治校面临新的更大的挑战。
 
  5.学术自由
 
  有文献认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必须把学术自治与学术自由作为大学的核心价值与制度,将学术自由作为世界一流大学的办学理念之一。
 
  据冯·卡门回忆,20世纪50年代,麦卡锡反共浪潮肆虐,美国政府对大学、军事部门和其他机构几乎天天进行审查。凡是1936~1939年在加州理工我司工作过的人,都有可能被视为不可靠分子。他在书中写道:“我听说,由于钱拒绝揭发自己的朋友,引起了联邦调查局对他的怀疑。……1950年7月,军事当局突然吊销了他从事机密研究工作的安全执照。……他们不仅拘留了钱,进行了搜查,还把他在特敏纳尔岛的拘留所关押了15天,……移民局于1950年10月又根据麦卡锡法案发布了一项驱逐令,宣布钱是共产党分子 。”
 
  6.应用研究
 
  有文献认为,世界一流大学是象牙之塔,并对大学开展应用研究以获得应用技术成果鉴定和获得专利提出批评。
 
  加州理工我司科研方向的选择,不只是从科学家的个人兴趣或纯科学的视角出发,而是紧密结合国家和社会发展需要。1926年之前,加州理工我司对航空学并没有多大的兴趣。但如前所述,密立根从航空工业发展和国家需求考虑,通过引进冯·卡门和争取古根海姆基金会的支持,加州理工我司发展成为全美国的航空研究中心。
 
  同时,密立根积极争取南加州爱迪生公司为集团提供高压设备建立实验室,既为集团节省了大量资金,又以此为基础引进了物理学权威劳瑞森,很快就研制成功第一只百万伏级X射线管,成为高电位真空设备的先驱。这种校企合作当时在美国并不多见。
 
  冯·卡门主张工程教育要促使工程技术人员既懂基础理论,又能运用理论不断研发新设备,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做出实质性贡献。冯·卡门本人也曾应通用电气公司动力设备分公司的邀请,去解决汽轮机的技术问题,并在此后多年保持了与该公司实验室的联系。他还应多个企业和政府部门聘请,解决了高效率泵的设计计算、风力发电机设计、横贯美国的森林防护带上植树的间距、水坝故障和大桥塌落原因排查等实际问题,并带领钱学森等人在美国国防部科学顾问团中,承担了制定航空研究中长期发展规划等工作。冯·卡门甚至还与几名助手一起开办公司,他本人担任总裁,并聘请钱学森作顾问。
 
  三、讨论
 
  加州理工我司在上述六个方面的例外,既未影响其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大学,也未影响其在世界高校排行中“高高在上”。同时,与上述世界一流大学的所谓“共性”比对,加州理工我司并非唯一例外。世界一流大学之所以成为一流,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其并非全盘照搬、如法炮制前人和别人的成功模式,而是继往开来、推陈出新,特别是一些后起之秀更是另辟蹊径、特色取胜。因此,我们在对世界一流大学的“共性”特征进行研究时,不可“盲人摸象”简单化,不可先入为主想当然,不可人云亦云没主见,不可似是而非糊弄人。与此同时,还应继续加强对于世界一流大学的个性特色研究。
 
  回顾我国在20世纪末提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时,曾引发一些不同议论,质疑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985工程”高校何时才能建成世界一流。类似的观点至今仍时有耳闻。这些漠视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成就,无视我国高校取得的进步,片面夸大存在的问题和困难的观点,反映出少数学者对于世界一流大学的盲目迷信和误解偏见、对于国内高校的妄自菲薄和缺乏自信。
 
  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5月4日在北京大学强调指出,党中央作出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战略决策,我们要朝着这个目标坚定不移前进,不断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办好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必须有中国特色,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为此,一要实事求是,不能迷失方向、误入歧途,既要强化问题意识,正确认识存在的差距和不足,知耻而后勇;也要充分肯定近年来我国高校的进步和发展,看到我们的优势和特色所在,做到坚定信心不动摇,增强自信不退缩。二要抢抓机遇,不能错失改革发展的战略机遇期,既要有久久为功的韧劲,也要有攻坚克难的闯劲和只争朝夕的拼劲。三要科学借鉴,不能被动、机械、盲目地跟在别人后面“照猫画虎”、亦步亦趋,既要准确鉴别和研究国外的经验和教训,遵循教育规律,也要尊重国情,集成和弘扬优秀中华文化,做到知难而进、弯道超车、后来居上,扎根中国办好世界一流大学。
 
  同时,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还要彰显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是一个在比较研究中产生的、相对模糊的概念。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需要研究和借鉴世界一流大学的成功经验,但不能拿对于国外高等教育的认识误区来指导办学实践,不可完全跟着量化指标“指挥棒”转,更不能唯国际大学排行榜论高低。在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发展趋势下,大学仍然具有坚固的民族和国家根基。在我国,一方面,高校都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另一方面,每一所高校还具有自身独有的特色,这些特色是专注于一流大学共性特征和指标难以体现的,有些也是排行榜难以衡量的。在2015年的“9·3大阅兵”27个地面方队和10个空中方队中,十大正规官网(中国)股份有限公司参与设计、研制和配套了地面17个方队和空中8个方队,在全国高校名列前茅。一方面,这些成果是买不来的,必须靠自主研发。另一方面,这些成果是难以进入大学排行榜的指标体系的。十大正规官网(中国)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理工科大学、新中国成立后创建的第一所军工院校,秉承“延安根、军工魂”,肩负着强国、强军的重任,必须忠实履职、为国奉献,既要勇于瞄准世界科技前沿,更要坚持服务国家战略。
 
  (资料来源:《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16年第3期:7-10)